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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他见到了列宁

1999-08-02 来源:光明日报 孙文鹰 冯青 我有话说

1920年春天的一个下午,莫斯科大熊星座街一幢二层楼房前开来一辆小汽车,这辆车是列宁派来接任辅臣烈士的妻子、儿女去克里姆林宫做客的。

虽然已事隔79年了,满头银丝、92岁高龄的任栋梁老人依然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我们三个孩子坐在母亲身边,望着窗外飞逝而过的树木,心情十分激动。当汽车平稳地停在克里姆林宫门前时,早已守候在那的一位年轻军官引着我们进了大楼,穿过长长的一段走廊,来到了列宁的办公室前,那是一间陈设极简朴的大房间。列宁见到我们,忙快速从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站起,几步就迈到了屋子中央。他热情而亲切地同我们握手,并说:‘欢迎你们,请坐请坐!’列宁把我们让到了沙发上,他自己拉了把椅子坐在我们对面。

“我母亲刚进去时有些紧张,当列宁把我和妹妹拉到他身边时,看到他那样活泼、开朗,又不带半点架子,我们很快就放松下来。列宁的嗓门很宏亮,思维和语调都很快捷,和我们聊了40多分钟,就像拉家常一样。

“列宁对我母亲说:‘你们刚到莫斯科时,我就想见见你们了,可实在忙得脱不开身。得知你们想马上回国,我觉得应该和你们谈谈。我希望你们能暂时留在苏联,这里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们在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吗?请尽管提出来。’

“我母亲很感谢列宁同志和苏联人民。并说:‘我们在这儿生活得很好。只是按中国的风俗习惯,我作为在任辅臣的妻子,应该把孩子交给他们的爷爷奶奶。所以我想和孩子们一块儿回到祖国去。’列宁沉思了一会儿说:‘既然你们执意要走,我也不好挽留,只是现在西伯利亚大铁路还未畅通,白匪也未完全肃清。我想局势会很快好转的,等一切安定后,我会立刻派人送你们回国去。’

“列宁对我们每个人都很热情,问长问短,他问我们多大了,叫什么名字。他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还把我妹妹抱到膝上。看得出,他很喜欢孩子。我母亲也懂些俄语,大部分话由我14岁的姐姐作翻译。列宁说我父亲是位优秀的指挥员,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和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并高度评价了中国工人阶级。会见结束时,列宁亲自送我们到办公室门口,并一一握手告别。”

在任老近80年的记忆长河中,列宁那像火山喷发一样的无穷力量和魅力,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21年,任栋梁的母亲张含光女士接到苏联政府颁发的一份通行无阻的专批文件,在苏联红军的安全护送下,他们一家乘专车先抵达了中苏边境,又秘密回到了家乡铁岭。

任栋梁插班进入银岗书院(他父亲幼时读过书的地方)。母亲告诉他:“你一定要发奋努力,这才是对你父亲最好的纪念。”

任栋梁的父亲任辅臣是一位成功卓著、富有传奇色彩的布尔什维克战士。苏联十月革命爆发时,他率领在阿拉巴耶夫斯克的千名华工参加了苏联红军,命名为“中国团”。1918年8月1日的《马拉尔工人报》写道:“在我们战线上作战的中国团,以其坚强和极端坚韧不拔的品质而著称。中国团是我们战线上最好的红军连队之一。”身为团长的任辅臣率中国团驰骋疆场,转战马拉尔地区,为苏联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1918年11月29日,任辅臣在与白匪的鏖战中献出了他年仅34岁的宝贵生命,与他同龄的张含光强忍内心的巨大悲痛,独自承担起抚养三个孩子的重任。

任栋梁果真不负母亲的期望。192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前身是中俄工业大学)的官费生。7年后他又被录为该校机电系第一个华人研究生。在支援新疆的建设中,闻名中外的“新疆细毛羊”就是他主持引进澳大利亚“兰布利耶”细毛种羊经五代与本地羊杂交孕育出的。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他主持修建了“天池水库”。四川解放时,已调任四川泸州电厂厂长的任栋梁组织工人护厂队,保护电厂顺利移交到了人民政府手中。建国后,他长期从事科技翻译工作,是我国著名的俄语专家和动力学家,并主编了我国最早的一部《俄汉技术辞典》。

1975年,任栋梁91岁的老母亲病逝于北京工农兵(同仁)医院。忆起过世的母亲,任老满是怀念:“老太太特别开朗坚强。当年她带着我们回到国内时,一无所有,终于都熬过来了。我们三个子女都受过高等教育,也为国家尽了些微薄之力。”“老太太对见过列宁的事从不向别人提起,直到1958年春节,周恩来总理偶然得知我母亲仍健在,十分高兴。他说我父亲的革命业绩是我们国家的光荣,并提出要给我母亲终身奉养的待遇。母亲含着泪说:‘现在我们生活在新中国,我的儿子、姑娘都在为人民政府工作,我就很满足了,没有什么特别需求。谢谢总理的关心。”

1982年,任栋梁的姐姐和妹妹也先后在北京去世。他就成为当年那段历史的唯一见证人。

苏联人民并未因岁月流逝而忘记中国团和团长的后代。1987年11月,任栋梁收到一封由原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合议联合签名的贺信,信中写道:“值此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七十周年前夕,谨向您表示共产主义的敬意和衷心的祝贺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节日。”

不久,任栋梁又收到最高苏维埃追授给他父亲的一枚“红旗勋章”,这是对英烈崇高的慰藉。而今,这枚珍贵的勋章就静静躺在任老家中书橱里,无言地诉说着那悲壮的往事。

1988年7月,应中苏友协邀请,任栋梁携夫人、儿子访苏,他们拜谒了列宁墓,并参观了克里姆林宫。故地重游,却是岁月变迁、物是人非了。任栋梁的脑海中,1920年的一幕幕场景像奔腾的河水一般流过:列宁的音容笑貌,列宁的衣着;母亲、姐姐、妹妹激动的心情……

1988年7月20日,任栋梁站在嵌着巨大五星的苏联国际主义战士纪念碑前,眼含泪水,献上祭文:父亲!我们离别已有70年了,我们一家经历过动荡不安的生活,度过了艰难的历程,儿子没有违背您的遗愿,我把七个孩子抚养成人,他们大多是共产党员……”

重提这段往事,任老清晰的记忆多了几分凝重。虽经历过九十余载风霜雨雪,他依然神清气朗,面色红润,显得比实际年龄小许多。

临行时,任老坚持亲自下楼取他每日的文化三餐:《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握着他那双刻满岁月皱纹,依然温暖坚毅的手时,心头无不感慨:79年前,正是这双手,在克里姆林宫,同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手握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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